纵跨十载的父子家书：“你召唤我成为儿子，我追随你成为父亲”|全球微头条

1992年5月3日，18岁的马国兴给父亲马耀武写了一封信。

那时他在河南省博爱县一中读高中二年级，父亲是博爱县磨头卫生院外科医生。此前两天，他邀请同学到家里玩。父亲从外面回来，得知其中有女生，面露寒色，不过当场仍热情待客。回到学校，他心有不安，提笔解释，表明与那位女生仅仅是清纯的文友关系。

(资料图)

三天后，48岁的父亲回信，表示理解。

暑假回家，母亲得知此事，评论道：“这爷儿俩，离这么近还写信，有什么话不能见面再说？”

当时马国兴没有料到，这一来一往，拉开了他与父亲持续十年通信的序幕。多年以后，他说，书信源于距离，目的是交流。那年他与父亲空间上的距离并不远，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距离。那是个书信交流的时代，即便没有那个机缘，开始鸿雁往来也是时间早晚的事。在那之后，他前往省会郑州读书、工作，离家人远了，写信就成为日常必修的功课。2001年之后，由于家里此前装了电话，他那时也已结婚，双方就很少写信了。在那十年里，他从中学到大学再到步入社会，工作单位从郑州万替公司换到郑州三联书店再到百花园杂志社。

2015年10月，他的父亲因脑出血住院，虽一时并无大碍，但他忽然有种时不我待之感。当时他判断，上苍大约会给他三年时间，来为父亲做点什么。在扫描父亲的八本笔记之后，他又着手整理父子之间的通信。在录入时，他清晰地看到一名男生蜕变成男人的迷惘与喜悦，一位父亲化身为朋友的关爱与指导，一个家庭传承并发展的家教与家风。此后，这些通信分别发表于《天涯》《美文》《大观》等杂志。

2017年9月，他的父亲因心梗病逝，享年73岁。

2023年春天，马国兴在郑州生活三十年之际，《我在郑州挺好的：父子家书（1992—2001）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此时，他有许多社会标签，比如《读库》特约审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全国“书香之家”，但最重要的或许是一位父亲。他与儿子都分别到了当年父子通信时的年龄。

今天（6月18日）是父亲节，特此刊发新京报与马国兴的对谈。马国兴认为，虽然纸质书信时代已渐行渐远，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在更新，但今日年轻人面临的问题，与二十多年前相比，并无太大改变，仍需用心面对，而这也是他出版昔日父子家书的根本原因。

对谈｜马国兴

《我在郑州挺好的：父子家书（1992—2001）》，马耀武、马国兴 著，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。

现在是过去的未来

新京报：说到家书，读者会联想起曾国藩家书、傅雷家书等。你和父亲的家书，与那些家书相比，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？

马国兴：我是看着那些家书长大的。尤其是傅雷家书，让我重新审视并调整和父亲的交往，和他成为人生际遇里的好友。

二者的相同点是，它们都不是书信体创作，而是实用性文本，在写作之初并没有公开之意，字里行间都有亲情和家风。

它们的不同也显而易见。父亲和我都是普通人，记录的是当下的生活，或许和读者更加亲近。

另外，此书集纳父子双方的书信，并非单方面的训教，而是交流互动，彰显书信本质。我给别人写信，从不自留底稿。我写给父亲的信，是数次回家搜罗过来的。

新京报：小路亦在大路上，此书堪称一段城市化进程的缩影。涉世之初，首次领工资、坐火车、在外过年等，你都接连经历并记录在家书里。你最珍视的经验是什么？

马国兴：应该是自我教育。对每个人来说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都是外在的维度，而具备主体性的自我教育，是一个内在的维度。它不可能速成，不可能代劳，不可能一劳永逸，而是贯穿一生的。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，理解不同于自己的想法，训练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这不仅是一个结果，更是一个过程。

在那十年，这主要体现在面对挫折、心情低落时，我不再逃避，或寻求家人帮助，而是逐渐学会独立处事、自我调节。

马耀武、马国兴全家照。

新京报：此书腰封A面文案里，“《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》前传+外传”怎么理解？

马国兴：从整体来看，此书记录的十年生活，是以我的书店生涯为核心的。1996年3月28日我到书店工作，是个节点。

《我曾经侍弄过一家书店》曾发表于《读库》，两年后出版单行本，由沈昌文先生作序推荐，在业内有一定反响。在体例上，那一系列文章可谓纪传体，以专题分别来写出入书店的读者、作者、同事等人物，书店的营业、邮购、签售等服务细节，书业的排行榜、书评、订货会等元素。

和那一系列文章条分缕析式的分类记述相比，线性交叉编排的父子家书，1996年及之后的部分，更见一位书店从业者的五味生活。家书里的材料，大多未用于此前的文章，和旁白可形成参照。1996年之前的部分，如同归海的河流，能让读者对海洋有更深层次的理解。

新京报：此书插图为两张照片，分别为1994年1月29日爷爷七十大寿全家福、1996年2月6日父亲站在你的背后。选择全家福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不选用你和父亲更标准的合影呢？

马国兴：那两张照片都拍摄于父子通信期间，还算比较适宜。很遗憾，我和父亲竟然没有双人合影。即使是这张，正如朋友杨运洋推测的那样，也是父亲“误入”镜头。他认为这张照片是难得的佳构，和此书更是绝配，可以视为一种象征。

那张全家福也有缺憾，首先是大哥当天因上班不在其中，其次是许多家庭成员并没有正视镜头。照片是父亲借来相机延时自拍的。记得当时小孩子吵闹不已，父亲为了让他们安静，讲了个什么笑话，导致他们大多看向了他。不过，照片也因此不再刻板，添了些生活的情趣。

新京报：此书目录和辑封很有意思，都摘取各年度父亲家书里的一段话，提纲挈领。这是你的创意，还是编辑的提议？

马国兴：家书没有标题，我在整理书稿时，刚开始为目录发愁。后来发现，父亲那十年的信里，都有一段反映当年生活主题的话，就把它们摘选出来，放在目录里。

至于设置辑封，是此书策划编辑兼责任编辑陈卓的意见。他认为这样对读者来说，阅读起来更清晰明朗，也会有节奏感。这一点，我很认同。

新京报：此书别具特色的，是在父子家书正文之外，另加旁白。你是怎么考虑的？

马国兴：整理家书期间，我决定把此书当成一部戏剧来结构。

首先，家书要头尾俱全，仿佛两位主人公在对话。因为其中很多封信，头尾不仅有称呼和署名，还包含了很多有意思的信息。比如1998年10月24日，父亲催促我们赶紧举办婚礼，在信尾少见地署上“父母共签”，显得郑重其事。我写的信也是这样。2001年10月12日，我在最后一封信的末尾，除了我和妻子的名字，后面又缀上“马年将要出生的小小马”，俏皮中又满含未来的希望。

其次，为方便读者理解，拓展阅读视野，书信之外，另撰关联语段，作为旁白。旁白素材，多源自同期日记、书信、习作，原汤化原食。这样，整本书的时间线也就不限于那十年。撰写旁白之初，我想过勾连国内乃至国际大事，最终放弃，而是关注个人内心的成长。

新京报：此书附录了你儿子马骁的《老爸的语文课》，上承父子家书正文和旁白，展现了不断行进中的生活。腰封B面文案，也引用了北岛《给父亲》的诗句：“你召唤我成为儿子，我追随你成为父亲。”你怎么看待父子关系？

马国兴：孩子的诞生，是父精母血造就，自然和父母有关，但此后他便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。虽说是父母生了孩子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也是孩子“生”了父母。当然，孩子只是给了父母的名号，如何担当起它，如何教育子女，便成为需要终身学习的事情。

马骁出生那年，我在《骁》一文里写道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延续，你是我们希望的所在，你是我们抗击命运的利器。当然，你也只是你自己，你要走属于你自己的路，而我们的光荣与梦想，则要靠我们去尽心尽力。”

从他“小升初”起，我就不时利用业余时间，为他开授“马氏语文课”。我讲得既不系统，也不深入，其过程，更像是父子之间情感的交流。相对于传递知识，我更在意培养他处处留心、时时思考，以助于将来承担责任、独立判断。

我们和孩子，更像是有缘相识，要相携共走一段人生路的旅伴。我们不可能在他成人后就放任自流。在他到外地上大学后，除了面对面，以及即时的通信方式，我们还在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和他谈心，一月一次交流，每次一个主题。

给马骁写信，还在进行中，来日方长。

活在自己的故事里

新京报：此书内容丰富，记录了很多属于那个时代的风物，如名片、磁带、传呼等物品，交纳公粮、传销健身器材、办理暂住人口证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等往事。这些都是一时一地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你是有意识地去记录的吗？

马国兴：这归功于父亲的教导。1996年8月13日，他在信里写道：“这封信，写得比较实际，比如月薪领了多少，怎样开销等。家里父母、你爷、姑、姐、哥、嫂都比较注重实际，不喜欢大道理说一通，没有现实内容，这不好。”翻看那些信，我最难直视的，就是自己在学生时代啰唆的行文，以及又大又空的表述。

父亲以身作则，在信里不断记录家乡的变化，比如村里土路更新为柏油马路、家人收麦搁置镰刀而选择机械化收割，也详细介绍自己的收入和分配情况。1997年4月22日，他在信里写道：“我们每月10日发工资。本月我领到1057.88元，还了上月透支的550元，交给你妈300元，自留200元作为生活费，所剩无几。为了这个美好的家，每月爸的工资收入，都在全家政务公开，开诚布公。因此，全家人中爸作为中流砥柱，承上启下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”

说到这里，我倒是有个遗憾。父亲生前获得多项荣誉，但我似乎从来不曾祝贺过他。比如1995年3月25日，他在信里写道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农活正忙于春耕备播。医院里，春天也在签订目标责任制。我被评为1994年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，授荣誉证书。”在随后的回信里，我对此熟视无睹。

而他不然，总是对我的点滴进步致贺。1998年2月，我第一次参加北京图书订货会。那时，我刚刚由书店门市调至业务部，以采购者的身份与会。劳累之外，更多的感受是惊奇。从北京回来，便收到他寄来的信。他得知我赴京参加订货会，在信里对我能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表示祝贺。在此之前，我没觉出自己有多么荣幸，看到他说的“全国性”三字，倒有种异样的感觉。后来回老家，他再次强调，哪怕是骡马会呢，全国性的都比地方性的要好，让人开拓眼界。

2021年12月，我作为河南省代表团代表之一，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。走进人民大会堂，我不禁想起父亲当年的话。我又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会议，而他已去世四年有余。

马国兴。

新京报：此书呈现了一个新鲜的父亲形象，或者说一种新型父子关系。他会因忘记你的生日而自责太粗心，因工作忙没及时回信而向你致歉，因托你复印并寄回母亲的病历而向你致谢。而你也视他为朋友，对他并非一味严肃。比如1996年10月20日，你在信里写道：“今天重阳，也是老人节，向爷爷问好，请他保重。不祝爸爸老人节好了，您还是很年轻的，在三儿心中。”在你心中，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马国兴：父亲高小毕业后，在十四岁时，就走上医学道路。他的文化程度并不算高，但他通过不断进修和自学，成为一名乡村知识分子。在信里，他偶尔展现文学性手笔，如“父子情、婆媳亲”“共团圆、齐高兴”“学习迷、工作狂”等对仗性词语，也会写首打油诗：“今已秋风凉，家乡玉米黄，正是好年景，丰收又在望。”

他行事很有章法。他为自己的每本笔记都标注页码、编写目录，这让我自愧不如。虽然我写日记多年，可从未这样做，以致搜寻想要的内容时如大海捞针。受其影响，我每记完一本，就另纸勾勒“大事记”，以备查找。

他用记录抵抗遗忘。他在信里数次建议我买个135相机，以留影纪念，并对我的照片评头论足。他喜欢拍照，并在每张照片背面，写上拍摄时间和地点。而我却没能做到，所以临事时需要“补课”，浪费了太多精力。

说到我的生日，倒是有一件事，证明“好记性不如赖笔头”。父亲的医学生涯，以他在解放军第五十九医院进修为分水岭。我是在他进修回来后出生的。中学时，我问他在云南进修的具体时间，他说是1973年到1974年吧，有八个月。我十分疑惑，对照自己的出生日期，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他亲生的。暗地里，我翻腾出他的笔记，看到他进修的时间为1972年8月至1973年3月，这才安心。我还发现在笔记里，他不仅记下我们姊妹几个的出生时间，而且注明计时工具。关于我出生的记录是：“1974年7月19日，三儿于夜10时出生。瑞士罗马表。”那块瑞士罗马表，就是他进修时通过部队渠道购买的，当年花了198元——当时他的月工资为32元——后来戴了整整二十年。

新京报：正如你在此书后记里所说，父亲的家书由他执笔，但显然代表了全家人的意思。而你的信，也往往会在全家传阅，他还不断提醒你要问候其他家人。除了书里所写，你对其他家庭成员印象较深的事还有哪些？

马国兴：我们那一支马氏没有宗祠，也没有家谱，但这些由故纸整理而成的文字，足以传家，并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。马氏家族也无系统的家训，长辈的言传身教，只能凭各人领悟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最值得珍视的，是做事有计划、有条理。

这一点，以我爷爷为代表：家里常用的电话号码，他用毛笔抄于硬纸板上，置于电话边；每次要去赶集前，他必记下要买的东西，随身带着，以便参照；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为家里设立了一个账本，记录收支情况……这应和他多年从事的会计职业密切相关。

还有母亲的言传身教。她曾教育我们：“扫地扫旮旯儿，洗脸洗鼻洼儿。”说干活要认真，追求细节完美。这话不难理解，难的是执行；话里的事也不难做到，难的是一以贯之，并推而广之。每每心生敷衍之时，她的话便在我耳边响起，让自己不敢怠慢。

家书里也提到，我小时候，奶奶的冠心病频繁发作，每当昏迷过去，父亲和姐姐从容抢救，其他家人呼天抢地，而母亲则默默转身，到厨房去做饭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成长的决定性瞬间。毫无疑问，忙乱之后，无论结局如何，大家总是要吃饭的，她知道自己那时能够做些什么。在我进入社会后，数次经历单位的内忧外患，总有种无力感，也不由得想到当年她的举动，于是便尽力去做好本职工作。

书里旁白及后记，我交代了许多家人的后事，比如姐姐、爷爷、父亲的先后远行。其实，在此书出版之前，百病缠身、卧床一年的母亲也走了。她嫁到马家，一生和父亲生育一女三子，其后又抚育五孙一外孙一外孙女，劳苦功高。她的音容笑貌，会活在子孙的记忆里；她的言传身教，会活在子孙的实践中。

阅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

新京报：那十年之后，你和父亲仍偶有通信。此书旁白提及，2006年9月4日，父亲给你寄过一封写在处方上的短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吗？

马国兴：还有两封我写给父亲的，都附在快递里。从书店到杂志社工作后，我每月都会给家人寄杂志，也不时寄书，但很少写信。要写，也是有很特别的事。

2015年4月30日，我给他寄去自己参与出版统筹的两本书，并写道：“我的书稿《读库偷走的时光》已绾结，下月我会赴京寻求出版，争取在年底面世。附目录及锺叔河先生的题名复印件——他是位出版家，对读库欣赏有加，今年八十多岁了。”

2016年10月19日，我给他寄去编入自己在书店工作那五年部分日记的《贩书记》，并写道：“目前，我已将您的笔记扫描并录入，下次回家我会就一些问题当面请教，请做好准备。要写文章，细节必不可少，请届时多说一些。”

编辑父子家书时，经综合考量，我将时间下限确定为2001年，而非2016年。成书时，也未收录这两封信。

新京报：那些家书，你会把它们当成传家宝传下去吗？

马国兴：此书面世后，我如约将此书连同家书原件、发表书刊，一并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。此前，我已扫描全部家书及信封留存。

家书博物馆的发起人和主理人是张丁老师，此前我们未曾谋面。他也是《读库》作者，曾发表过《家书》《1949年的家书》。在此书出版过程里，不止一位朋友都提到他和家书博物馆，并和我探讨过那些家书的归宿。当时我就有心待此书出版后，将那些家书原件及信封捐出去。我们联系上后，他正式提出：“等您写完书，希望能把这些家书原作捐赠我馆，那将是我馆的荣幸。”

一滴水融入一片海洋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就像我在写给马骁的电邮里说的那样，家书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双重遗产，我们最需要传承的，并非其皮相，而是其精神。

新京报：你怎么看家书文化在今天的传承和发展？

马国兴：写信即写心，书信的本质是交流。不得不说，现在已经不是纸质书信交流的时代，虽说并非绝迹，但也不是主流。如今我们每月给马骁发电邮，更像树洞独白，是对自己一段生活的梳理。我们没有要求他回复（那就不好玩了），他暂时也没回应。先这样，能看进去多少就由他吧。

就像冯骥才先生的小说《神鞭》里所说的，“鞭剪了，神留着”，也许形式并不是关键，我们需要取其精神。在我看来，家书文化的精神就是用心生活。家人和路人的区别，在于能够坦诚以对。你有多久没和他们谈心了？

新京报：你对此书的读者有什么期许？

马国兴：阅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，读者以各自的经验参与再创作。你我他阅历各异，面对同一本书，恰似面对同一面镜子，却看到不同的世界。此书对我来说已经完成，但对读者来说却是“半成品”，它是真诚的，也是留白的，期待大家一起来完成这部作品。有了读者的感受和感觉，它才是完整的。阅读普通中国人的经历，其意义和价值，在于发现自己的前世今生，并活在自己的故事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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